历代著名书画，社会均有传述，书册亦全有记载，嗜爱者虽未目睹，但想像中亦均略有影迹。造伪者欲凭空捏制以掩人耳目，实不能，必须于真迹上设法以求之。是以，魏晋名帖见于今日者，几完全为宋人照原帖双钩而来者。双钩之术，为刻拓所必需。唐宋拓刻盛行，社会之精于此术者甚多。双钩之后，几与原迹完全相同，故为之者甚多。惟大字廓填易露痕迹，故作伪者多使其制品变旧而且乱，显示经过数次之揭裱，则不易发现其伪迹矣。至于绘画，虽不能双钩，亦可仿造或造描。比如某王府存有王蒙山水一张，如此名贵画片，社会收藏冢或仕宦之家，因以前之交往关系，必均有耳闻。设某王府因～时之需要，必须出售，则必求人为之绍介。其人取去之后，先照像若干张，然后照原件描绘，一丝不差，再用作伪法薰旧，使与原件相同。第一次送与购主所看，系用真迹，因价值甚贵，必须带回，不能存留，以后则不能复看。第二次仅将照像送去一份。如此，一面磋商价值，一面伪作，适价值商量妥协之时，亦即伪品作成之日。成交之后，必耸以危词，或谓主人不知少主人偷卖，必须守秘或谓关国宝，易起纠纷，不可声张。购主前已看熟，到手之后，略视与原件无差，万不存有伪造之思，且与照像相同，又熟其来源传授，只有敬谨收藏而已。著名书画时有重出，即此故也。

　　自明以来，书画多用宣纸，查宣纸之制造，迥异他纸，一次作厚，多不匀平。因此，必先作极薄一层，随所用及价值而加层，普通所用者，亦系四五层叠裱为一张，厚者十数层不等，欲薄者劈一张为两张三四张。因此之故，凡古书画之用宣纸者，一经商人之手，必将原件设法竭力劈为可能之层数。但因劈裂，每层原迹必致减色。作伪者必用宣纸再为托上数层，其墨迹轻淡处，再行照样添补，有露新墨痕迹处，用薰旧法使之污旧。如斯，则真伪至难分辨。吾人古旧书画送匠人苏裱时，其最上层之佳者，每易为匠人揭去，而尚不知也。

新画染旧之色不一，但以鼠灰及麦黄两色为最多。染鼠灰色者，系用糊屋旧纸加以碱水，与画共煮之，煮毕晒干，其色即与鼠灰无异矣。麦黄色，系用红糖水调藤黄色所染，法尤简单，然后添香灰一层。
　　以上多系商人，或商人串通文人之作伪，所谓真伪者，实是真伪。惟古代著名大家之当时，即有人仿制；且既成名家，应酬必繁，均有人代笔。且有代笔者之作品，高于所代者，只以其人声名地位不显，不受社会欢迎，借人名气，两者所利。且一人之作品，初年与老年尚多不同。凡代笔之作品，即或不能高于某名家老年之作品，定可优于其初年之作品，是名家初年之作品，实际不如代笔之作品，则真迹反不如伪作也。即如明四大家之一唐伯虎，初师于周东村。及伯虎藉甚，反请东村捉笔，能谓伯虎师东村时之作品胜于东村者耶?凡此伪作，均与真者同出一时，一切作品，定必相同，虽精于鉴赏者亦无法分辨也。除商人伪制外，尚有文人之伪作。如读书之士，每于功名失败后，无事可事，无业可图，为消遣计，及维持生活需费计，时有摹仿古人名书画，转托商人出售。如销路甚易，或得权贵之垂青，多有舍弃功名，从事于书画。检阅数千年来之书画史乘，因此成名者不胜枚举。再者，仕宦致仕之后，其行径为当局所注视，为礼法所拘束，家居无聊，只有以书画作排遣。既不能访名师觅良友，只有摹仿古名书画，以资增进兴趣。但志在功名，不欲以此遗笑社会，故款题均照所仿不变。且每于国体变更时，士大夫为全名节计，多隐居不仕，专以摹仿古名书画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