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记不清究竟是哪一年，大概是我还没有上小学前，有一年春天，爷爷突然说自己不种地了，他那头驴想卖给父亲，我记得之所以卖给他，父亲之所以买下来，是因为前一年冬天，家里干活的那匹白马生病死了，当时马上就要春耕了，家里确实需要牲口，需要这头驴。

我虽然记不清那具体是哪一年，但我记得那时父母还年轻，我们住在小镇的东边，在一所刚刚建好的四间红砖房里，他们都在自己的三十多岁，母亲正精力充沛，充满对生活的渴望和信心，手脚似乎藏有使不完的劲，父亲还没有沉溺烟酒，借此麻醉神经，他的脸色还没有变成后来的酱紫色，虽然有点苍白，但健康还在，那时他们俩还算和睦，偶尔的争吵还没有毁掉爱，那时我还没有长大，我在童年，离父亲去世还有将近十年的时间。

这头驴就是这样有点戏剧化，在这样的时间里来到家里，成为我们中的一员，成为后来帮助我保存童年记忆的符码之一，它全身是在那片土地上常见的土灰色，披一身齐刷刷的细毛，浓密得扎人手指，它的四肢看起来瘦又细长，像少女骄傲的小腿，但却异常健硕有力，它的一只眼睛是瞎的，瞳孔里面是乳白色的混沌一片，并且丑陋地向外鼓着，每个清晨我都能看见它在窗口的院心里，静静地站立，或低头吃草，它的咀嚼声里有一种几乎听不见的咕噜声，仿佛在说着什么，它有时会发出一两声叫喊，像一个人在绝望中嘶鸣。

它没有名字，不是作为宠物来养的，而是要用来帮助春耕和秋收，可我知道从一开始，母亲的高兴就大过父亲，她觉得养一头驴比一匹马好，马太高大，暴虐，女人权架不了，但驴不一样，驴性格温顺，因为个头的关系气势也不压人，母亲看起来很兴奋，现在想来，也许就因为这样，我记得此后的十多年间，每到农忙时，在父亲故意喝醉并把自己喝倒的日子里，母亲只好一人下地干活，我总是在早晨上学前看见母亲，她的脸阴沉着，她的手指飞快的忙活着，熟络地套鞍，那只驴温顺，低着头，像教堂一样静默地站立着，在她们之间有种默契，现在想来就是这默契一次次阻止了母亲伤心的时候从生活里掉下去。

这样的生活直到有一天父亲的去世突然中止，之后我去了南方读书，母亲不种地了，她把地包了出去，那头驴突然变得无用了，当我寒假放假回家，它很明显地显出了老态，走路像个瘸子一眼踮脚，母亲对它照顾备至，白天她把大门锁好，让它在院子里自由走动 ，晚上温度低，她怕它冷，把它牵放在仓房里，而当我们刚刚起床，母亲打开房门时，它每次都站在门外，无声息地，等待母亲拎桶水给它喝，我看见这过程已经成了母亲的习惯和职责了，我想在我不在家的日子里，孤独寂寞的母亲就是这样每天一日三餐地喂它，准备草料，以此来度过时间的吧。

可是有一天母亲说有事要出门，临走时她告诉我，有人会来，给我钱就让他把驴牵走，我愕然，之前并没有听过她要卖驴，她竟一次也没和我提过，从母亲脸上我也看不出伤心或不舍，我也没有提出异议，我们当时还是被父亲死亡的阴影笼罩着，麻木不堪，后来当那个驴贩子把四百块钱放在我手上时，窗外他的同伙正牵着它向大门走去，我一直盯着它，呆立着，看见它这座静默的教堂一点点地从我眼前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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