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怒舲/本刊摄影

柯文辉

柯文辉：著名学者，艺术评论家。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著有史诗小说《司马迁》，散文集《禅师与少女》（皆人民文学出版社刊行），传记《刘海粟传》、《旷世凡夫——弘一大师传》、《孤独中的狂热》、《卫天霖传》、《关良》等等，艺术批评《石上逍遥》、《陪画散步》、《知白守黑》等等。

十二三岁时，每逢周日或假期，常常到安庆西门外的太平寺给懒悟法师磨墨。日趋萎缩的古刹仅剩一座大殿、几畦菜地与五间僧房，香客极少。法师很清贫，但令我惊讶的是他有两架书！多是佛家典籍，劝人为善的因果报应之作，文学著述约占1/4。我好奇地一数：居然有六百零几册，不免由衷感叹：“书真多啊！”

“把这些书都看完，再加十倍，也算不上一个读书人：看完100倍，做个学者也嫌不够用。你要有雄心大志，将来总会有两三万册用得着的书！”和尚笑得慈和，在他那画家眼里，大概书斋已构成画面。

“我？”我不敢想象地摇摇头。

“说的就是你呀！到三十啷当岁，准会有大书房！”他越说越有把握，我却听成了《天方夜谭》里的故事。然而已经埋下了憧憬，哪怕可望而不可及，在许多艰辛年代中，成为生存动力之一。后来这个梦魇似乎老跟我开玩笑，有几十本书的年月偏偏没有斗室与书架；中间经历过享用28公分宽大通铺的三年，难得见到一本可读之书，夜间九时就熄灯，两点半起床，下到湖里天还不亮。把早先读过的书大部忘光。但人在梦中总是自由的，包括“文革”十年，仅有的一点书被付之一炬，说也奇怪：我会有两千本书的唯心主义幻想从未消除，靠对自己的莫大讽刺平复创伤，可笑更近乎可悲！

1980年隆冬，我在上海替刘海粟教授做学术秘书。他家有很敞亮的书房，宅宇共四层，比较宽裕。我过惯了穷日子，仅选了一间五平米的小房间，安顿一床一桌一椅，已十分满足于在4 5岁开始了的书斋生活。

已90高龄的沈迈士老先生从我的女儿朴凡那里问到我的生曰，特地打电话来祝贺。贺礼别致，为我取了第一个书斋名字《无书无斋》：“可以请钱君匋先生给你写一个斗方当做朱文印。印文转着念便是，‘无无书斋’无无得有，你将来会有自己的书斋。工作起来方便！我跟钱老讲过，他拍手叫好。但他眼有白内障，写不成印，先写个横幅，你马上可以去取。”我佩服老先生思维的活跃，却不配享用如此高雅的斋名。内心的感激，远非言辞可以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