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风雅筑：徽州木雕的文化意蕴

古徽州（今黄山市）地处皖浙赣三省交界，其历史悠久、文风昌盛、人杰地灵。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徽州文化孕育出各种艺术门类，其中徽州木雕独树一帜。

早在唐末，由于徽墨在全国名声卓著，而墨模是用木板精细凹雕而成，比一般的木板雕刻更见功夫，历代大量的墨模雕刻造就了一批雕刻艺术家。元代的王桢在徽州首创了木刻活字排版印刷术和活字版韵轮，后又涌现出一批刻工名手，他们不仅刻木活字，而且平雕刊刻各种书籍插图、画谱等。

徽州木刻版画有悠久的历史，它的出现比欧洲版画要早500年。明万历年间，随着徽商的崛起，徽州版画艺术走入巅峰时代，徽州也成为全国三大刻书中心，成为中国历史上版画艺术的黄金时期。徽州版画为徽州木雕的兴盛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元末明初，徽商逐渐崛起，带动归乡置地营宅之风，为了彰显财富与风雅，在建筑构建上以雕刻进行装饰的风尚应运而生，而徽州木雕的兴衰也与徽州民居的兴衰并行。

明代，徽商已成为当时社会经济的“明星”商人。遵循儒家文化传统，发家致富后的商贾们，返故土、置良田、起豪宅，竞以雕梁画栋进行装修，推动徽州民居木雕艺术装饰的风气日盛，并形成当地的一种文化传统。地方文化的基因，南北文化的交流融合，使得徽商在木雕艺术中更多地追求儒家文化的气息，促使徽州木雕成为具有鲜明儒家文化特色的木雕艺术流派。

因应用在徽派建筑上较多，故徽州木雕对材料的筛选也是因地制宜，就近取材，一般用银杏、香樟、松柏、红豆杉较多，木质酥软不仅有利于雕刻，更有利于保持房屋的湿度平衡。而徽州木雕用于古典家具、挂屏等装饰性物件的雕刻时，则选择较为高档的材质，紫檀花梨、金丝楠木等名贵树种都有使用。明初为徽州木雕的发展时期，颇袭秦汉遗风，以浅浮雕表现手法为主，用线简练挺拔，粗放刚劲，比较接近汉代画像砖的风格，古拙而朴素，人物形象适度夸张，造型浑圆结实，俭朴中富有变化；

明中叶到清中叶为鼎盛时期，风格转而精细，发展了深浮雕、圆雕等手法，装饰味道更浓；到清代后期则慢慢趋向缜密、繁复、精细，更多地运用深浮雕、圆雕、透雕等，以多层次展现工巧奢华；清末至民国年间则以精细为时尚，有的人物因过分雕琢而使力度感削弱；到民国时期，构图上受平面绘画的影响，写实味浓而浑朴稚拙的意趣相对减弱。‍

在雕刻工艺方面，明代工匠在表现手法上较为质朴，主要采用浅浮雕、深浮雕、圆雕等几种雕法。而清代工匠受到社会文化世俗化的影响，在前者的基础上，发展出透雕、凹雕、线刻、多层雕刻等，形成多元并举的局面。有的在两寸厚的木板上竟可雕刻达七八层之多。还有木雕图案中的门、窗可以开启，狮子嘴里的圆球可以滚动，表现了民间审美心理的变化。

另外，在雕刻的题材内容上，明代木雕内容相对朴实简单一些，清代更加注重内容的多样化，取自戏曲故事、民俗题材的主题日益普遍，情节和典故更为丰富。在内容和形式上既有体现士大夫文化清雅趣味的山水、花鸟，也有迎合富商审美偏好的历史、故事、戏文的场景片段。徽州木雕在徽州古建筑上的表现最为突出，特别是沿天井四周的栏板，正厅两边厢房的窗户窗栏板（既是作为装饰，又可供观赏）更是艺术家们大显身手的首选，同时也是彰显户主财力与匠师实力的重要载体。

任何一个构建部位的雕刻在制作之前都必须经过巧妙的构思与设计。明清两代，徽州地区画派，如丁云鹏、和嘉燧、李流芳、李永昌、渐江、査土標等都因为是其中的佼佼者，而经常出入徽商家中论诗观画，自然免不了要帮徽商们筹划设计。规划分工“局部”与整体结合，从始至终都是协调一致、宾主相容。主题突出，彼此相得益彰，以求得和谐、统一。同时又因为书画家们与工匠素有合作的传统，这些都是徽州木雕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重要因素。

徽州木雕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以山水为题材的木雕艺术，以黄山、白岳至奇至险之景，歙县、绩溪的“十景”和休宁、黟县、祁门、婺源四县各自拥有的“八景”，如黄山的无石不松、无松不石、状如虬龙、苍翠奇特、群山环抱、山水相连。满身遍布徽州木雕的建筑物层层叠叠，高低错落有致。长短相同的白墙黑瓦和马头墙上，那木雕上的松、石、云、泉和奇花异卉都是徽州山区的典型景物。

徽州古建木雕艺术是中华民族地域文化的积淀物，主题鲜明、内容多样、构图严谨、层次分明、形象生动、内涵丰富，贯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思想和意识形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艺术个性。它是经过几百年时间的过滤与嬗变的文化遗产，对它的研究分析，将有助于启迪现代人的智慧，有益于探视中国传统艺术的真正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