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明代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发达的朝代，而闻名宇内的明式家具，正是在此社会条件相对成熟的阶段兴起的。明式家具的形成，离不开当时的社会条件。明代建国之初，面对百废待举的现实，明朝中央政府采取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奖励农耕垦荒、移民屯田、兴修水利，鼓励农民种植桑、棉、漆、桐，使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此外，还大力发展手工业生产。元代统治者将手工业者视为“工奴”，划归为“匠户”，凡划为“匠户”的手工业者不得改业。明代以降，统治者解除了元朝时期对手工业者的人身限制，将全国居民分为“民户”、“军户”、“匠户”三类。其中被称为“匠户”的手工业者不仅可以出售自制产品，而且可以请求改业，或农或商不受限制。这些措施提高了手工业者的生产和创造的积极性，为其发展提供了条件。所以，明代的陶瓷、漆器、纺织等手工业，均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产生了我国古代最著名的百科全书《天工开物》和一些园艺、工艺等方面的专著《园冶》、《髹饰录》、《鲁班经》等书籍。

　　由于经济的繁荣，这时期的对外交流也较为频繁。为了扩大对外影响，发展对外关系，明帝国对于国际交往亦颇注意。洪武、永乐年间，多次派遣使臣刘叔勉、马彬等人分赴爪哇、暹罗、满剌加、苏门答腊等国访问。永乐、宣德年间，郑和率领大批船舶，七下西洋，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伴随着郑和下西洋，产于东南亚一带的优质木材源源不断地输入国内，正如周起元所著《东西洋考》中所记载的那样：“我穆庙(即明穆宗)时除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

　　由于材源充足，民间的能工巧匠们可以心随所欲，纵情驰骋于斧凿之间，生产了大批硬木家具。由此，无论是宫廷贵族、富商巨贾，还是普通市井等社会各阶层出现了以搜罗硬木家具的习尚，相沿成风。据明人范濂《云间据目钞》记载：“细木家伙，如书桌、禅椅之类，余少年曾不一见，民间只用银杏金漆方桌。自莫廷韩与顾宋两公子用细木数件，亦从吴门购之。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而徽小之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即嫁妆杂器，俱属之矣。纨绔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贵，凡床橱几桌，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费万钱，亦俗之一靡也。”王志性《广志绎》也讲到：“姑苏人聪慧好古，亦善仿古法为之。……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始盛之。”

　　通过现存文献和大量的实物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在明代有一大批文人也热衷于家具工艺的研究和家具审美的探求。现今流传下来的不少明代著作，如曹昭的《格古要论》、文震亨的《长物志》、高濂所著的《遵生八笺》等书籍，都不同程度地探讨了家具的风格与审美。这些文化名人思想活跃，崇尚自然，讲究“精雅”，对于起居坐卧之具亦颇多关注，有的甚至亲操斧斤，设计家具，给明式家具注入了闲适淡雅、随遇而安的文人审美内涵，对明式家具风格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据有的学者研究，在明代江南城市园林出现过两个高潮，一个是成化、弘治、正德年间，另一个是嘉靖、万历年间，而后一个时期较诸前者，声势更为浩大。明中叶江南出现的城市乡居化，更加速了园林的发展。所谓乡居化，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达官贵人、富商大贾，腰缠万贯，追求高消费乃至高品质的享乐生活，由城居地主向乡居地主移动，到乡间的山涯水曲，修建别墅、园林，远避城市的喧嚣，追求一种“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的精神境界，均有天然景色尽收眼底的赏心乐事。二是在城内寻求乡村的野趣，财力雄厚之人就在城里建筑园林美景，财力一般之人也网罗奇花异木或者怪石，植修篁数竿，以求足不出户，也能赏悦村景，饱览田园风光与大自然的野趣。明代中后期大肆兴起的造园之风，需要有大量的明式家具充斥其间，所以明代的文人对于当时家具的陈设及制作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大量传世于今的明代刻本绘画插图及明代文人绘画中，可以看到当时文人书室雅斋内部的陈设，这些形象生动的画面为我们了解明代文人的生活提供了详实直观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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