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集》是14世纪初用波斯文写成的世界通史性的巨著。 全书原分为三部：第一部为《蒙古史》，第二部为《世界史》，第三部为《世界地志》，但留传至今的只有前两部和一个残缺不全的附编。
第一部《蒙古史》具有很高史料价值，是研究14世纪初以前的蒙古族史的最重要的基本史料之一，也是研究古代游牧部族社会制度、族源、民族学的重要资料。其中对13世纪以前蒙古地区各游牧部落及其重要人物的记载，对窝阔台、贵由、蒙哥、忽必烈等各代大汗的记载，对四大汗国历史的记载等，包含有许多为《蒙古秘史》(见《元朝秘史》)和汉籍上所无的重要资料或不同记载。
该书现存多种波斯语抄本。现存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托普卡庇萨莱图书馆中的1317年抄本是拉希德丁在世时的抄本，抄本上写明该本于1317年11月在巴格达抄写并绘有细密画。（细密画即小型、精密的绘画，多用于书（手抄本）中插画）。画中绘有窝阔台大可汗接见使臣，蒙哥大可汗及其嫔妃、拖雷可汗之九子等内容。这些细密画既反映出中国文化的影响也体现着浓郁的民族特征 ，画中的人物着装都是典型的蒙古族服饰，其中的很多家具也体现着浓郁的蒙古风格。尽管彼时伊尔汗国属于波斯文化圈，但在蒙古帝国统一中国建立大元以后，它便理所当然地成了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所以这些细密画更是研究中国元代家具非常典型的图像资料，画中的家具具有地道的蒙元风格，其中不乏一些新颖别致的器型甚至连国内都至今未见。
比如下边这幅画，画中的坐具非常别致，是供蒙古族最高统治者可汗极其夫人两人同时共坐的双人座椅，等级上相当于只有宋明帝王才能使用的宝座，但是宋明两代皇帝的宝座是绝不能容夫妻二人共坐的，不是因为宝座小容不下，而是因为这从根本上就违背中原的礼制和人们长期以来的传统观念。所以从这点来讲，这件坐具首先体现的是元代蒙古人的特殊习惯。另外一点，可能会有人以为这件坐具是自宋代宝座的造型演化而来，但是我们细细观察，其实它和宋代宝座还是有着明显区别的，很难看出二者之间的相似性或者说传承性。

因为元朝统治集团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吸收了中原地区的政治、文化传统，但又顽固地保留着自身的许多个性因素。体现在家具上也是这样，这件坐具的靠背很高，俨然像个衣架，两端出头向上再向内翻出卷叶状，两侧立柱与搭脑外侧夹角之间装饰挂牙，搭脑之下立柱之间还有一横枨。夫妇二人坐在类似一隐囊的软状坐垫之上，因为坐垫之下覆有椅披所以我们窥不见其下边形状，但可以想象肯定是有一个平台的矮坐，这个类似衣架的靠背就安装在这个矮坐的后边缘上。
宋代宝座共两件，即《历代帝王像》中宋太祖赵匡胤的龙头宝座和太原晋祠圣母殿内对母坐下的凰头宝座。而明代早期的宝座也找不到类似的这种样式，反倒明代早期宝座的样式承袭宋代样式的特征十分明显。
宋明两代皇帝的宝座都仅供皇帝一人，而这件坐具是容纳两人并作而非君主一人独坐。坐具上的主人是最高统治者和他的夫人，它既不像宋代的宝座，也不类乎明代的样式。
再看这幅画中的两件高桌，桌面都比较宽大，都是夹头榫两侧各装两个素刀牙板，内侧的两个刀牙板之间呈明显断开之势，没有做成像明清时期常见的贯通式牙条，这是宋元早期桌案牙板的常见的做法，到了明清则以贯通的牙条最为常见。这两个桌一个有枨，一个无枨。有枨的桌，大边的一侧装一根枨，抹头的一侧装两根枨，这大大增加了桌子的牢固性；无枨的桌带有拦水线，上边放有较小的餐饮器具，很明显这是一件肴桌，是为了餐饮时膝盖不受阻，所以不装枨子。我们从图中也能看出，那右侧抬桌人的一条腿正好伸入到了桌面之下。另一件又枨的桌是再看下边这幅画中的桌子和第一幅图中左下角的那张桌子，这两件都应该是一种抽屉桌，只不过朝向我们一侧的是桌子的背面，抽屉面的那侧我们看不见。
在此之前已经在山西文水北峪口元代墓的墓室壁画上发现过元代抽屉桌的形象，但这两件抽屉桌做工更精致，前后两面都有装饰性的花牙，这进一步丰富了元代抽屉桌的造型。除此以外，笔者在画中还发现了一具元代的连体桌，如图（可汗即位）很明显桌子中部还有一腿落地，所以可以断定这是一件有六条腿的家具。

连体桌的发现可以使山西一带常见的传世明清连体桌有源可朔，有本可依，所以这件连体桌的形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另外，在这些细密画中，我们还发现了一件比较少见的家具：经架，维语称为“热黑力”。
我们在《史集》的另一幅画中找到了胡床的形象，下边这幅画描绘的是中国贤者向完者都呈献史书的场景，戴着王冠的完者都（公元1304～1316年在位）坐着的正式一件两足交叉的胡床，也即马扎。
至今，新疆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在作宗教活动时仍可见到用其放置大部头《可兰经》。这种经架是用一块整块木头挖出两块板状结构，在其相交的地方进行雕镂用以折叠，支起则为经架，放平则为两板重叠。与此经架的形象相似，让我们不得不联想到胡床（今人称之为马扎）是否在当时也有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