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家具是和人们的起居方式息息相关的，大致分为低形家具和高形家具。汉代以前，由于人们是席地而坐的，致使汉代的家具都是低形家具。自东汉以来，随着佛教的传入和西北各少数民族的文化融合，使中国固有的起居方式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在上层社会，适应高坐垂足的起居方式开始流行，最为典型的就是北方传入的胡床。受胡床的影响高案桌也应运而生。经过东汉末年和唐五代将近600年的过度演变，到了宋代，最终以垂足高坐为主流的高形家具时期来临了。经过宋、元和明代早期的发展，去粗取精，精美绝伦的明式家具由此诞生。

“型”、“材”、“艺”、“韵”集一身的明式家具被称为历史的巅峰之作，明式家具种类丰富，与当时人们的起居生活相适应，明式家具简洁合理的形式、榫卯结构严谨、崇尚自然、对材料本身的尊重等都成为后世人模仿的典范。首先形体现了明式家具的文人气质，明式家具和江南文人的思想是息息相关的。再次材体现了明式家具对自然的崇尚，黄花梨是是明式家具的首选材料，带着浓浓书卷气的黄花梨，最适合做书斋家具。每个时代有不同的审美取向和文化背景，汉代倡黑、明代倡黄、清代人倡白。黄花梨适应了明代的审美取向，其加工性能好、不易变形、颜色等符合当时代要求，而且还散发出阵阵的清香，这与当时的文人美学史分不开的。明代之所以首选黄花梨，包含着社会、经济方面的意义。最后工艺体现了明式家具的简约，谈到简约我们会自然地联想到那些全身光素、不加雕刻的明式家具。其表现在家具构件的边缘装饰各式线角或者只在家具的中心或显要位置装饰一组简单图案，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明式家具的设计中也包括了人文的参与，尽显儒雅之风，适应文人生活的需要。

传统家具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我们经常提到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这句话充分的表明了继承和发展的关系，继承在先，发展在后。但是在当今社会里，对于中国传统艺术家具，只是在不断的继承中，发展创新寥寥可数。

传统的家具现代化笔者认为应做到以下方面：一是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虽然古代没有用“以人为本”这个词来对工匠们的设计进行概括总结，但是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无不渗透在明式家具中。江南文人在考虑家具的造型时，也会尽力的权衡量与质的分寸。“乌木镶大理石”即使被时人认为是最珍贵的椅子，若遵照“古式为之”之时，高矮也应适度，宽狭须相宜，文人们认为这样才能体现超凡脱俗。笔者认为古时的文人所追求的脱俗雅致是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的。以人为本重点强调的是人，也就是人才是设计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凳亦用狭边镶者大雅”，“天然几以文木……为之，第以阔大为贵”等，都体现了江南文人在实际制造家具时对质与量的合理把握。书房画室使用的文椅、书桌、床榻等是伴随他们的日常物品，尤其要经过周详精密的计算，充分体现了“木不离分”。“书桌中心取阔大，四周镶边，阔仅半寸许，足稍矮而细”等这些准则和要求都对明式家具的造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第二，提倡简约得体的设计风格，明式家具无论是造型、装饰，还是结构、功能都渗透着简约的思想，充分反映了“贫贱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儒家思想。当然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回归，必须顺应时代的要求。

第三，与现代材料完美结合，中国传统家具用材比较广泛，以木材为主要材料，在当代社会木材严重的缺乏的状态下，可以与其他的材料结合使用或者研究新型材料，例如新型复合材料的应用研究以及对传统与新材料的综合应用研究等。

有句话“古不乖时，今不同弊”这句话就是在告诉我们要继承古代的传统，但不能背离当前时代的需求，今时不同往日，我们应该顺应时代变化，在变化中求创新，但是不要沾染这个时期肤浅流行的弊病。现代生活中的坐卧习惯已经与古代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例如我们做习惯了沙发，倘若让我们去做明代的四出头官帽椅，我们就会觉得难以适应，家具设计理念的不同是其根本原因。在明代，官帽椅大多是放在厅堂接待宾客的，椅子强调的是“正身”功能，坐在这张椅子上的人要表现的是一种儒雅庄重的坐姿，以符合儒家的礼仪规范。而在现代社会，这部分的要求已经不是主流了，家具设计要强调的是随意、舒适的概念“以人为本”与设计的科学性即人体工效学原理是分不开的，当代艺术家具的设计者应结合现代人体工程学理念创新设计即能体现明式家具造型风格特征和神韵，也充分符合现代人的坐姿习惯的当代红木艺术家具。

总之，以“借古开今，化古为新”的方式创新设计中国传统家具，只有这样才能使传统家具的精华思想更好在发展中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