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作家具有个特点：轻巧别致，这与京作广作相异其趣。苏州的木材来源，怎么比也比不过北京皇家的富足，当然也比不过广州的进口便利。所以苏作匠人都是巧妇，对于木材的使用，到了挖空心思的份上。有些苏作的古家具，不少也有用本地产的榉木、柞木、檀木做镶料的。可谓用心良苦实出无奈。

大件割下来的废料，就做小件。所谓小件，就是苏州的双面绣的外框座身、红木的筷子、人物雕像、笔筒乃至于小的什锦盒等等。而小件下来的废料，基本只能引煤炉正好。材尽其用，“用好、用活，算尽用绝”，精打细算到令人侧目的地步。京广的匠人材多气粗，当然不理解苏作匠人夹缝里用料的苦衷。

另一方面，江南的小桥流水等人文风光，造就了清雅、委婉的艺术风骨，也必然反映在家具审美和制作风格上。因此，苏作家具，由于木材资源和历史文化等因素，形成了其造型上轻巧、俊秀的特征。比如，同是太师椅，广作则体大、雄伟，京作则凝重、沉穆，而苏作则偏于轻简、素雅。但苏作匠人在巧用优质木材的同时，注重的仍是家具的造型和实用功能之间的审视合度，即使是“乌木镶大理石”此类结构严谨沉穆的椅子，在“以古制古”时，也加以改进，在比例形制上，“宜矮不宜高，宜阔不宜狭”。诸如此类的制作例子，在经过数代人的改进和完善之后，不但符合人体美学，还有文化审美上的脱俗和典雅。

读柏杨《中国人史纲》，知道中华民族几经战乱，各民族相互交融和同化，中国人从席地坐到垂足坐，起居习俗几多演变，家具形态也随之演变。明代苏作家具，是承上启下的一个里程碑，它既有守制又有开拓。这要感谢那批文士群，在吟诗作画游山玩水之余，也参与到家具的制作中来。他们虽然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要他们拿个木锉或推刨，比划一两个小时，手上一二十个水泡是免不了的，但他们懂审美。

艺术有了审美的支持，就会朝着经典的方向昂首阔步。文震亨《长物志》说：若制榻，即使是“花楠、紫檀、乌木、花梨”等高级用材，皆不能全“照旧式制成”，若仿元制而“上无屏者”，虽“其制亦古”，但“却不适用”。由此可知，江南文士的造物匠心是极其精到而科学的，在美好的自然物质材料面前，首先坚持服从于功能的准则，毕竟器物是为人服务的吗，这恰好是人类对于自然物质最重要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