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晚期以后，江南文人对传统漆饰家具出现了新的取舍，尤其是对许多描饰和彩绘，开始扬弃。大文学家袁宏道说，凡“边栏漆桌、描金螺钿床及彩花瓶架类，皆置不用……室中天然几一，藤床一，几宜阔厚，宜细滑”。这说明苏式家具在大量采用优质木材的过程中既朝着一种新颖和时兴的趋向发展，同时，始终坚持家具功能本身去满足最合理的使用要求。今天，当我们细细地品味古时文人对日用家具的苛求，诸如“凳亦用狭边镶者为雅”，“藏书橱须可容万卷，惟深仅可容一册”，“即阔至丈余，门必用二扇，不可用四及六。小橱以有座者为雅”，“书桌中心取阔大，四周镶边，阔仅半寸许，足稍矮而细”，“天然几以文木如花梨、铁梨、香楠等木为之，第以阔大为贵”，“飞角处不可太尖，须平圆”等等的记述时，不由得赞叹他们的谨严勤笃精神。凡此种种，有用材，有工艺，有形制，有款式，从一分至半寸的用料尺度，由一门到一足的部件式样或构造，他们无不以精到周详的美学标准去衡量。

自清代盛行广式家具起，苏式家具已不再是古朴、典雅而富有理性精神的家具形象，人们从反对“雕绘文饰”的“明式”气象转而更多地向纹饰传统寻求寓意和补偿。于是，在清代苏式家具的装饰上，我们又看到了一种新的时代风貌。一方面，家具更多地增加实用功能，认为“造橱立柜，无他智巧，总以多容善纳为贵”；另一方面，更加提倡设计精进，纹饰美观，所谓“如瓮可为牖也，取瓮之碎裂者联之，使大小相错，则同一瓮也，而有哥窑冰裂之纹矣；柴可为扉也，取柴之入画者为之，使疏密中窾，则同一扉也。而有农户儒门之别矣”（清李渔《笠翁秘书》）。艺术与科学的结合表现出种种新的审美形式，这正是文人们在新的历史环境下赋予家具的一种新的审美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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