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家具在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变化以后，之所以能够在明代形成那种特有的深邃的文化底蕴并非偶然，除了如前说述的各种影响之外，还有一个非常特殊而又极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有大批明代文人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直接参与了家具的设计和研究，他们为明代家具发展奉献出丰富的理论著作和大量堪称瑰宝的精美家具实物。在著作方面，例如曹明冲的《格古要论》、文震亨的《长物志》、屠隆的《考盘余事》、高濂的《遵生八笺》、谷应泰的《博物要览》、计成的《园冶》、费元禄的《采馆清课》、戈汕《蝶几图》等等。

　　这些文人对家具研究的论述，其论点论据与类书《鲁班经匠家镜》这类著作最大不同之处在于，类书是针对家具尺寸、结构、研制的规范，而文人们的论述则是立足于对家具的美学审视。例如屠隆在《考盘余事》中对一件用木料和湘竹制作的榻津津乐道，赞其曰：“置于高斋，可作午睡，梦寐中如在潇湘洞庭之野。”极力提倡家具回归自然的情趣。文震亨在《长物志》中对当时制作几榻滥用雕饰的现象评价道：“古人制几榻，虽长短广狭不齐，置之斋室，必古雅可爱。今人制作，徒取雕绘文饰，以悦俗眼，而古制荡然，令人慨叹实深！”明代文人直接参与家具设计制作的实例很多，如现藏于南京博物馆的一件明代黄花梨平头案，在其腿部刻有四言篆书铭文：“材美而坚，工朴而姣，假而为冯，逸我百年。万历己未元月充奄叟识。”

　　现存的明代家具珍品中，有一件原属明代书法家第一人的祝枝山的官帽椅，其背板上镌有这位大书法家的《兰亭集序》中近百字的一段文字，落款为“丙戌十月三十日书，枝山樵人祝允明”，并镌有祝公的两方印章。还有不少关于明代文人酷爱自己的精湛家具的趣闻，如清代人张叔未在《清仪阁杂咏》中，专门详细著录了明代书法家周天球的一件座椅，他写道：“周公瑕坐具，紫檀木，通高三尺二寸，纵一尺三寸，横一尺无寸八分”，在此椅靠背板上有刻诗云：“无事此静坐，一日如二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戊辰冬日周天球书”及“周公瑕氏”，“止园居士”二印。通过这些论著和实物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明代文人们对家具文化的钟情达到了几乎痴迷的程度，这在我国的家具发展史上，是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比拟的。

　　综观明代的历史，其当时社会的许多重大变革，对明代家具的发展起到了有效的促进作用，例如明代初期恢复了作为手工业奴隶的人身自由，激发了这些工艺匠人们的智慧；以郑和七下西洋为代表的频繁而又成功的远洋贸易，为家具的制作提供了大量的珍贵木材；城市化进程的高速发展和大批私家园林的兴建，促进了土模工程和家具制作技艺的空前提高等等，类似的诸多社会因素构建了明代家具蓬勃发展的客观环境。随着明代小说、戏剧、绘画等文化艺术在市民阶层中的普及传播，造就了明代家具文化的社会基础。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激发了大批知名文人对家具文化潜心研究的热情，他们为家具文化著书立说并直接参与家具的设计制作，对明代家具文化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使明代家具从理论研究到设计、制作、收藏、摆放、使用都融入在一种醇厚的文化氛围之中。所以如果单纯从美学的角度去审视明代家具，它反映给我们的最直接，最突出的感受，是一股扑面而来的浓郁的书卷气。站在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明代家具堪称明代文化的置换，它使我们在历史的长河流经了若干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依然能够透过一件件明代家具深刻的感悟明代社会浓郁的文人气息。明代家具文化的形成是明代特定历史环境的特定产物，它既不可能复制，更无法更生，这正是明代家具的弥足珍贵之处。（张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