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术界的传统观点认为明代著名的航海家郑和下西洋之后，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的珍贵木材随着西洋航线的开通，源源不断进入中国。郑和下西洋极大地开拓了中国人的视野，丰富了中国官方与民间对珍贵木材的选用和珍藏。在中国北方登州港发现的明代4方大型珍贵木料，材质为紫檀木、黄花梨木、铁力木，其尺寸之大，国内罕见。其中紫檀木舵杆与郑和下西洋有关。

1984年在登州港（蓬莱水城）发现的紫檀木舵杆，长8.2米。

　　眀代舵杆喜欢选用铁力木

　　登州港（蓬莱水城）是我国北方著名古港，其历经千年仍在使用，原因是历代不断地疏浚清淤，历史上最大的清淤工程是在1984年和2005年。

　　1984年4月，在登州港（蓬莱水城）清淤工程的淤泥中，发现一块大型明代木材，木材长8.2米，被加工成方木，木材分大、小头，大头宽43厘米，高48厘米（见图1）。在头部凿有9厘米的圆形穿孔。小头宽37厘米，在小头处刻有3行文字，共48字：“黄字三百十五号，壹根长二丈八尺，厚一尺二寸，舵头破心，闪脚破开一尺五寸，巴节三个。永乐十年六月□□日进四百料。”木材上的“永乐十年”“舵头破心”等刻字表明，该木材为明代永乐十年（1412年）造船选用的舵杆构件。

　　1984年4月1日，在登州港（蓬莱水城）登瀛桥南部西岸2米深的淤泥中，出土了一块古代大型木材，长4.5米，宽0.69米，高0.3米。4月6日，在同一地点附近的1.7米深的淤泥中，又出土一大型古代木材，长3.1米，高0.49米。

　　在2005年登州港（蓬莱水城）清淤工程中，再次出土明代舵杆，舵杆长9.23米，宽0.65米，厚0.38米，在舵杆头部刻有一行文字：“二百一十六号，壹根长□丈□尺□□□。”舵杆的头部开有穿绳孔，穿绳孔长11厘米，宽9厘米。舵杆经过了加工，被加工成上窄下宽，上厚下薄的方木。

　　1984年登州港清淤工程后，蓬莱县文物部门将三块珍贵船材取样，送到北京的中国林科院木材所请腰希申先生进行了鉴定，古舵杆用材为紫檀木（Pterocarpus santalinus L.F），另两块木材为黄花梨木（降香黄檀 Dalbergia odorifera T. Chen）。有意思的是，时隔20年后的2005年，登州港（蓬莱水城）发现了古船船材和舵杆用材，请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刘秀英、陈允适先生来蓬莱取样，回京后腰希申先生再次参与古舵杆木材的鉴定，舵杆为铁力木（格木 Erythrophloeum fordii Oliv）。2012年4月，笔者为三块珍贵船材鉴定之事与腰希申先生联系，75岁的腰先生仍然在木材所工作，他思路清晰，对蓬莱三块船材的鉴定记忆犹新，再次给予了确认。

　　从国内发现的明代船材文物看，许多官方木料上大多刻有文字编号等，如南京宝船厂、登州港（蓬莱水城）出土的明代木材莫不如此。登州港（蓬莱水城）紫檀木舵杆编号就是依据《千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 “黄”字头来编号。登州港（蓬莱水城）发现的紫檀木、铁力木舵杆带有编号，显示出官方管理机构对于珍贵船材的严格管理程度，甚至连“巴节三个”均仔细标明，也说明当时对于海外而来紫檀木的珍视程度。

　　目前，我国发现的一批古代舵杆，除了在登州港（蓬莱水城）1984年发现的长8.2米的紫檀木舵杆，2005年发现的长9.23米的铁力木舵杆。还有1957年在南京市宝船厂出土长11.07米的铁力木舵杆，现展览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登州港和南京宝船厂南北两地共同发现的铁力木舵杆，表明眀代铁力木船材尚充裕，眀代造船在船舶的关键部位喜欢选用铁力木作为舵杆。此外，1989年，在江苏太仓出土的元朝6.05米海船舵杆。2003～2004年，在南京宝船厂遗址出土了长10.10米和11米的舵杆，现于南京市博物馆和南京宝船厂遗址公园进行展览。登州港（蓬莱水城）发现的紫檀木舵杆，与南京宝船厂历年发现的三件舵杆式样相同，其出土二十余年来，先后历经中国船史界众多专家学者的考察，均认定为明代舵杆。

　　郑和下西洋前中国曾大量引进紫檀木

　　我国传统观点对于明清紫檀木的产地，素有印度、斯里兰卡、东南亚及我国云南、两广等地的说法。但是，近年来经周默先生等紫檀木专家实地考证，实际上自古至今紫檀木原产于印度南部地区。登州港（蓬莱水城）出土的明朝永乐十年（1412年）紫檀木舵杆，与永乐年间郑和开通西洋航线后，郑和船队抵达印度时间相同。近年来，我国著名造船史专家席龙飞先生提出，郑和船队的大型宝船出现于郑和第三次下西洋以后，而蓬莱永乐十年（1412年）紫檀木舵杆，恰好出现于郑和第三次下西洋。在中国北方登州港，发现并保存郑和下西洋的紫檀木船舵，从一个方面也反映了登州港在明朝初期繁盛的运输景象。十分巧合的是，盛产紫檀木（Pterocarpus santalinus L.F）的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Karnataka）与安德拉邦（Andhra Pradesh）紧邻古代的古里国（Calicut，今译“卡利卡特”），再往南就是柯枝国。如果郑和船队或私人海上贸易船队从古里、柯枝装运产于印度南部的紫檀木也是合情合理的。

　　唐代是中国兴盛时期，紫檀木大量地进入中国，其原因之一与佛教的传播有关。唐代辩机《大唐西域记赞》中记载玄奘西去天竺取经，在经过天竺一座城池时：“城内故宫中有大精舍，高六十余尺，有刻檀佛像，上悬石盖，无陀衍那王之所造也。昔如来在仞利天经夏为母说法，王思慕，及请目连将巧工升天观佛颜容止，还以紫檀雕刻以像真容，世尊下来时，像迎佛，即此也。”可见印度的紫檀木佛像，给玄奘等取经者留下深刻印象。此后唐代开始引进大量的紫檀木，流行用紫檀木雕刻成佛像进行敬奉。从此中国成为继紫檀木原产地印度之后，世界上使用紫檀量最多的国家。

　　唐代的紫檀制品对日本的遣唐使、留学僧等影响极深，并作为珍品输往日本。保存在正仓院日本国宝之一——唐代镶螺钿琵琶，被视为重要文化财产，历经千年，珍藏至今。据说使用紫檀木制作的琵琶，其音质奇妙，别具韵味。唐代诗人张籍在《宫词》中描述：“黄金捍拨紫檀槽，弦索初张调更高。尽理昨来新上曲，内官帘外送樱桃。”记载了紫檀木琵琶的奇妙之处。

　　元代，中国的紫檀木作为大宗商品输往东亚的日本、朝鲜。1976年，在韩国新安海域发现的元代沉船，沉船上装载紫檀木多达1017根，紫檀木放置在舱底用以压舱。笔者作为最早接触新安沉船紫檀木的国内人士，在韩国国立海洋遗物展示馆的仓库内，测量了这批紫檀木，紫檀木大多数为实心，长度在30～200厘米。其最大的紫檀木周长为45～70厘米，但数量较少；大部分紫檀木周长在20～32厘米之间。目前，这批紫檀木在韩国木浦市的国立海洋遗物展示馆新安沉船展厅，与沉船同时对外展出。

　　蓬莱紫檀木船材刷新“紫檀无大料”说法

　　国内学术界的许多著名学者认为，全国范围内紫檀木没有大木料。《紫檀》专著的著者周默先生说“我接触紫檀木二十多年，小头直径最大的有53厘米的（长度为260厘米），最长的紫檀木约390厘米左右。”多年从事明清家具研究的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胡德生先生介绍到：“故宫现存紫檀大器中，板宽很少有超过20厘米的。”《明清家具研究》的作者，已故著名明清家具研究专家王世襄先生曾说：“从见到的紫檀原材料及家具上的板材来看，直径或板材在一尺以上的绝少。”近年来，周默先生曾亲往印度南部的古德伯林区，看到紫檀木的老树桩直径在67.95厘米，还见到了直径44厘米的紫檀木树干。他认为由于印度林区运输困难，紫檀大料在印度本地用于建房或提取染料而使用殆尽或过度采伐，致使来到中国的紫檀大料寥寥无几。

　　然而，在蓬莱的登州港（蓬莱水城）发现明代永乐十年（1412年）长8.2米的大型紫檀木料，应以说明郑和下西洋航线的开通，在明代永乐年间海外的大型紫檀木，经过辗转抵达北方的登州港，因其历史机缘而保存至今。蓬莱长8.2米的紫檀木，即是郑和下西洋的见证，也是中国目前保存最大的古代紫檀木之一。

　　登州港（蓬莱水城）发现明代紫檀木、黄花梨木、铁力木等珍贵木材用于造船，其优良材质保证明代海船的卓越性能，可见郑和船队在船舶材质上，有条件选用世界上最优质的木材来造船，使得船队的抗风浪能力、耐久性必将优于外国船舶。而8.2米长紫檀木舵杆的出土，刷新了传统“紫檀无大料”的观点，说明至少明代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期间，国内不可否认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大件紫檀木。登州港明代紫檀木能够穿越历史保存至今，实属国宝级文物，十分珍罕，其历史与科学价值将日益显现。

　　韩国新安沉船有3类大宗商品，分别为瓷器、铜钱、紫檀木。沉船上的紫檀木为13至14世纪世界贸易史上迄今发现最多的贸易紫檀木，说明当时中国东南沿海港口为重要的紫檀木国际贸易港。引人注意的是，在1017根紫檀木中，发现有53人次制作标识，标记文字主要为汉字和拉丁文字（数字）。新安沉船紫檀木上拉丁数字的发现，证明了元代紫檀木贸易中有着海外商人的身影。紫檀木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中国与印度、中国与东亚海外贸易的大宗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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