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政治机构发达，考试制度完善，文人士大夫数量骤增，大量未能由科举出仕的读书人，构成了这一阶层的庞大基础，尽管他们都企望着考取功名，但落第的阴影仍然笼罩着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视科举为正途的学子们，一如既往地生活在落第后的清闲中，继续着枯燥乏味的应试生涯，一班读死书和追求功名利禄的人马不断壮大。及至明代后期，社会上开始流行一种反对正统儒学桎梏，追求真实、自由、解放的思潮，在文人中影响甚广，他们提倡直写胸臆，独抒性灵，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对这一思维方式独特的人群来说，闲逸静笃的氛围最适于修身养性、焕发神采，在优雅闲适的生活中，他们满腹的诗书才艺处处寻找着遣兴抒怀的对象。室内器具中，家具与人的关系最为密切，因而率先被熏染上儒雅的文人气息，在不断精致化、艺术化之后，成为声施后世的“明式家具”。
明式家具风格的形成，确有着它独特的社会背景、地域条件，以及一大群文人参与的结果。这样说并非是要否定工匠的智慧，明式家具的成就离不开明代工匠的精湛技艺，明式家具的成就是文人智慧和工匠技艺的结合产物是勿庸置疑的。在研究明式家具的审美价值时，不仅讲技艺，还有它的风格内涵，内在气质。明式家具拥有着文人气质。
　　 明式家具的文人气质，其形成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两个方面。就社会环境说，明太祖朱元璋结束了元末蒙汉地主武装的混战，于1368年建立了统一的政权。以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农业上实行垦荒、屯田、恢复农业生产。明初释放了元朝手工业奴隶为良民，使他们独立经营，对手工业工匠实行住坐（从民间征集工匠来京为皇家生产，每月服役十天）和轮班（各地工匠每三年来京服役三个月）制，工匠有了一点个人的营业自由。这对当时的工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城市经济的繁荣，海外贸易的发展（举世闻名的郑和七下西洋）带动了大批中国人远涉重洋到南洋各地去谋生。他们把中国的丝织品、瓷器、铁器等带到南洋，换来了当地的谷米、药材和木材等等。这些南洋木材对于明式家具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明中叶以后，手工业、商业极为发达，原有城市更加繁荣，新的城市正勃勃兴起，除皇亲贵戚外，城市里的富商巨贾们也争相修建私宅和园林。可想而知，家具业也必应运而起随之兴旺起来。这政治上的稳定和工商业、手工业以及海外贸易的发达，乃为明式家具风格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家具是对人类生活起居生活的记录符号。从出土的大量文物中，可看到中国新石器时代已有木制家具。
到了明代，中国人完全是“垂足而坐”了。同时明代是中国文化、艺术发展的盛世，其艺术门类广，技艺成熟。这同样反映在家具上。到明代中晚期，家具已显现出“简约”思想；家具的器形、制作工艺、风格特征都已经确立；家具的品种齐全。达到了中国家具历史的巅峰。
明式家具自产生以来便倍受世人青睐，明式家具的使用价值与审美价值以及巨大的经济价值已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按照传统，明式家具的设计者大多是文化气息甚浓的文人雅士，由他们设计出家具图样后，再交由出色的木工制作而成。在设计层面上，文人的参与度比其他的家具设计要高，设计者往往会将自己的奇思妙想融合家具设计之中。这一点体现在明式家具设计上，家具设计的造型优美、稳重、简朴，各组件的比例讲求实用与审美的一致，装饰讲究少而精，淡而雅。明式家具，乍看之下，一般感觉毫不起眼，但细品之下，却散发出独特的魅力，每一个细节都值得欣赏、推敲。明式家具好比一杯好茶，入口味淡，再三品尝则回味无穷。所以，明式家具中所赋予的文化内涵以及所涵含的文人气质更是众多收藏家所喜爱与追捧的根本原因。
我们从现在流传的明代文人书札、文集和诗书、绘画中还可以看出，明代文人热衷于家具的研究和亲自参与家具设计者大有人在，这是历史所不及的。他们对家具的行制、尺寸、材料、工艺、装饰以及家具的审美标准等等方面都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记载，更有明代文人、画家自行设计家具并绘留后世者。明代文人撰写家具方面的论著，其人之多，涉猎问题之广，也是任何一个朝代都不能与之比拟的。这便是明式家具风格形成的文化因素，也是明式家具文人气质的由来。明式家具的文人气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明式家具的材料和结构装饰风格上所蕴涵的文人气质
明式家具纯朴、淡雅，光素，不留斧痕，自然无迹，以最简洁的形式蕴含了极其丰富而深刻的内容，赏心悦目，意味隽永，这与明式家具生产过程中文人的大量参与分不开。文人们不仅将诗书绘画中的审美观念、笔情墨趣渗透到家具制作中，更将家具提升到了与诗书绘画同流的精神高度。明式家具渗透了深刻的文人意识、美学观念、哲学思想，具有浓厚的文人气质。这可以说是明式家具不同于其他时代与风格的家具的最独特之处。
圈椅（明代太师椅）可以说是明式家具的杰出代表。圈椅的椅背为弧形，自搭脑顺势遥迄而下连接扶手，和谐流畅，前腿与鹅脖一木连作，简洁流畅的线条造型，富有节奏韵律感。整体光洁素朴，只偶尔在背板上雕一简单的花纹，通体空灵，舒展大方，流溢着书画笔墨之意，又极富有现代感。
明式家具虽以简洁素朴著称，但并不是一点装饰也没有，而是惜墨如金，只在某些部位略施粉黛，稍加刻划，更是有画龙点睛之妙。明式家具的装饰可分别借用中国明代文人画中的“惜墨如金”、“疏可走马”与“泼墨如云”、“密不透风”来形容。明式家具重结构少装饰这与“明人尚简朴，清人喜华美”的审美取向一脉相承。明式家具采用优质珍贵硬木，它是身份优越的一种象征。明式家具不仅是政治经济地位的一种象征，更是其主人内在文化修养、精神境界的一种象征。
明代家具对木材的使用十分讲究。一般都为硬木，硬木包括花梨木、紫檀木、鸡翅木、铁力木、红木、乌木等。其中又以明紫檀花梨木为最高贵。这种优质硬木的质地、色泽和纹理的自然美，不饰雕琢，装饰洗炼，简洁素朴，具有清闲淡雅、纯朴大方的韵味正好体现了明代文人的审美情趣。而黄花梨木也是明式家具的首选之木，本身质地光泽，自然流畅的纹理深受崇尚自然、达情任性的明人喜爱。“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在家具制作中，明人鄙视“雕绘文饰，以悦俗眼”。而黄花梨木硬度适中，性（内应力）小，耐性强，受环境气候的冷热燥湿影响很小，不易开裂变形、不翘不裂，木性温和柔韧，易于造型雕刻，手感温润细腻，色泽暖而不艳，纹理清晰流畅，如行云流水，静中有动，动而不喧，正好吻合了明代文人的精神气质。
二、 文人审美情趣对家具的影响作用
明代众多的文学家、戏曲家、诗人、画家、收藏家、鉴赏家等等文化人，著有大量有关家具的论著，如：曹明仲著有《格古要论》，文震亨著有《长物志》，高濂著有《遵生八笺》，屠隆著有《考盘余事》和《游具雅编》，谷应泰著有《博物要览》，王昕、王思义著有《三才图绘》，戈汕著有《蝶几图》等等。以上这些有关家具的论著，不是着眼于研究家具的尺寸和形制，他们与《鲁斑经》的立足点迥然不同。而是着眼于探讨家具的风格与审美。强调“雅”，宣扬和提倡家具的“古雅风”。具体讲，就是“古朴”和“精丽”两个主要标准。 “古朴”就是崇尚远古先人的质朴之风，追求大自然本身的朴素无华美。如《长物志》论及方桌时说：“须取极方大古朴，列坐可十数人，以供展玩书画。”在论及榻时又说：“古人制几榻，虽长短广狭不齐，置之斋室，必古雅可爱。……今人制作，徒取雕绘文饰，以悦俗眼，而古制荡然，令人慨叹实深。”
在家具用材方面，提倡木材纹理的自然美者也屡见不鲜。如《格古要论》说：“紫檀，性坚，有蟹爪纹……。”“花梨木……亦有花纹，成山水人物鸟兽者……” 从以上引文中可以看到，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对家具的审美要求是“古朴”、“古雅”、“奇古”、“古制”等等，这是文人追求古人典雅风范的典型表现。这一审美观点，从明式家具珍品中亦可得到一一印证。我们看现存的明式家具珍品，不论是桌案椅凳，还是箱橱床榻，都突出地表现为造型简练，不为装饰而装饰，充分显示出木材本身自然美的质朴特点。这些特点的形成，是与文人提倡“古朴”、“古雅”的审美观有着直接的关系。也可以说，明式家具的简练质朴风格是浸润着明代文人的审美情趣的。
三、文人的所好所用对家具的影响作用
大批的文人论著告诉我们，文人的所好与所用，推动着家具的品种与形制等方面的发展。这些文人出于他们的特殊爱好和特殊的功能要求，设计与倡导了众多的新巧家具，丰富了家具的品种和形制。如：
“以置尊彝之属”的台几。（《长物志》）
“书室中香几”。（《遵生八笺》） 　
“置熏炉、香合、书卷”的靠几。（《遵生八笺》）
“如画上者”、“入清斋”的藤墩。（《遵生八笺》）
在论及橱时，《长物志》说：“藏书橱须可容万卷，愈阔愈古。”“小橱……以置古铜玉小器为宜。”对于床榻的使用要求更是不同一般了，《长物志》说到几榻“坐卧依凭，无不便适，燕衔之暇，以之展经史，阅书画，陈鼎彝，罗肴核，施枕，何施不可”。
《遵生八笺》里用藤竹所编的“欹床”，强调不要用太重的板材，要适于童子抬，床上置靠背，“如醉卧偃仰观书并花下卧赏”。这是何等的消闲安逸，一副十足的雅士气派。《考盘余事》里用木材和湘竹两种材质制作的榻，“置于高斋，可作午睡，梦寐中如在潇湘洞庭之野”。《遵生八笺》中的“二宜床”就更不一般了，不仅设计精巧冬夏两用，而且“四时插花，人作花伴，清芬满床，卧之神爽意快”。这又是何等悠然自得。更有抚琴高手设计了符合共鸣音响原理的琴台与琴桌。《长物志》说：“以河南郑州所造古郭公砖，上有方胜及象眼花者，以作琴台，取其中空发响……坐用胡床，两手更便运动……。”《格古要论》的“琴桌，桌面用郭公砖最佳……尝见郭公转灰白色，中空，面上有象眼花纹……。此砖架琴抚之，有清声泠泠可爱”。 　
以上可见，这些文人雅士，出于嗜爱古董珍玩之所好和琴棋书画之所用，对于家具的品种，行制，用材以及特殊的功能等等，都作了深入的研究，无怪乎！明式家具的文人气质当是名之有据了。

四、 文人诗画墨宝与家具的结合
明代以前的家具，基本上只是生活用具（商周时作为等级象征的礼器、祭器除外），而到了明代，家具在具有使用价值的同时，更增强了观赏价值。这种情况不仅仅是明式家具本身的造型、线条、用材、装饰等浑然一体的质朴典雅之美，更有文人将书画艺术嵌入家具之中的一份功绩。家具上刻绘当代文化名人的诗画墨宝，可说是家具里的珍中之珍了。这些文人的书画与家具的合作，增强了家具的观赏水平，提高了家具的艺术价值。可以说，历来都“重文轻技”的文化史，至明代便有了这稍微的改变。
由于历史的、科技水平的种种原因，现在能留存的实物是较少的。但从文献资料和私人收藏中仍可查到一些踪迹，在《清仪阁杂咏》中就记载了两件家具，一件是“天籁阁书案”，乃是项元汴的家藏，上项氏两方印。原文是：“天籁阁书案，高二尺二寸三分，纵一尺九寸，横两尺八寸六分，文木为心，梨木为边，右二印曰项，曰墨林山人，左一印曰项元汴字子京。” 项元汴是明代的书画家，收藏家，精于鉴赏。其所藏法书名画极一时之盛，曾著有《蕉窗九录》，刊有《天籁阁帖》。 　
在《清仪阁杂咏》中还记载了一把椅子，原文是“周公瑕坐具，紫檀木，通高三尺二寸，纵一尺三寸，横一尺五寸八分，倚板镌：无事此静坐，一日如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戊辰冬日周天球书。印二，一曰周公暇氏，一曰止园居士。”周天球也是明代的大书法家，善写兰草，尤善大小篆古隶行楷，一时丰碑大皆出其手。这样一位大家在一把椅背板上挥毫抒怀，可见他对这把椅子是何等钟爱，也可知这把椅子的价值，早已不止是一把坐具了。
　　 在现存的珍品中，还有祝枝山、文征明两位名家书写诗文于椅背上的两把官帽椅。一把在条板上镌有王羲之《兰亭集序》的一段文字，从“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直到“暂得于己，快然自足”约百字。落款为“丙戌十月望日书，枝山樵人祝允明”。下面两方印：一曰祝允明印，一曰希哲）。另一把椅子的条板上文征明书有：“门无剥啄松影参差禽声上下煮苦茗之。弄笔窗间随大小作数十字展所藏法帖笔迹画卷纵观之”字句，落款为“征明”下用两方印:一曰文明印，一曰衡山。在这三把椅子背上作书的周天球、祝枝山、文征明，皆是明代的文化名人。周天球是大书法家， 祝枝山是大文学家兼书法家， 文征明乃是书画家。祝枝山、文征明、唐寅与徐祯卿在当时是有名的“江南四大才子”。这样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倾心于家具，将自己的书法刻于家具之上，视家具为抒怀的园地，以充清赏珍玩，可想这些家具的艺术价值怎能不声价十倍呢!这些文化名人的书画与家具相结合，对明式家具的风格形成，对其艺术价值的提高，都起到了极大的影响与作用。
“精丽”就是家具作工的精良和体态的秀丽，这一点在明代文人论著中也处处可见。《长物志》说：“屏风之制最古，以大理石镶下座，精细者为贵。”“床，以宋元断纹小漆床为第一，次则内府所制独眠床，又次则小木出高手匠作者亦可用……还有以柏木琢细如竹者，甚精，宜闺阁及小斋中。”“宫中有绣墩，形如小鼓，四角垂流苏者，亦精雅可用。”这些“精丽”与“精雅”的要求，我们从明式家具挺拔的细条与秀丽的体态，以及她那无一显露斧斤之拙的严密卯榫结构中，都能明显看到。这“精丽”之中，包含了明代家具工匠的精湛技艺与文人审美情趣的紧密结合。当我们细细体味那一件件文人与工匠浑成的珍品时，明显嗅到那阵阵潇洒清秀的书卷气。文人的审美情趣作用于明式家具是不乏其例的。
五、文人参与家具设计，使得明式家具更具文人气质
明代文人参与家具设计是文人对家具的热衷、鉴赏、收藏，以及亲自设计，对于明式家具风格的形成，无疑是功在其中，不可磨灭的。
如唐寅在临本《韩熙载夜宴图》的再创造中，对室内陈设和家具设计作了一些改动，增绘家具二十多件，并修改了部分家具，这可以说是明代文人参与家具设计的最直接最典型的例子。明高镰著《遵生八笺》，描述用藤竹所编的“敬床”应“如醉僵卧仰观书并花下赏”，其“二宜床”，不仅设计精巧，冬夏两季皆宜使用，且“四时插花，人花作伴，清芬满床，卧之神爽意快”。此等闲情逸趣皆文人雅士心之所向。明屠隆著《考盘余事》又载，用木材和湘竹两种材质制作的榻，“置于高斋，可作午睡，梦寐中如在潇湘洞庭之野”。既毫无体足跋涉之劳，亦毋需山水画之佐，仅置一榻，酣睡间便可得野老山水之趣。比起宗炳之“卧游”，更增添了几分“神游”的味道。
凡此种种，均可见文人参与的明式家具，不仅具有物质使用价值与艺术审美价值，更兼具精神愉悦功能，使文人雅士于诗书案犊、堰仰坐卧等普通日常中皆可仅凭家具便能体味到恬淡闲适的生活情趣，并从中进人一种“怡然自足”、“神爽意快”的“畅神”的精神境界。